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没有检查自己，仍然只“谈谈自己的体会”。而更严重的是，他竟以“回顾”过去，自己“笨得很”为名，说什么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献锦旗，上写“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对此心里直摇头，等等。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了解，在1965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的时候，梁漱溟的这些言论是何等不合时宜，又怎能不使他再一次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

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二段:

信奉佛教的梁漱溟《发愿文》

……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和脾气是怎么造成的呢？可能是生来的气质之偏，也可能是后天的习惯所成，或者是什么阶级什么的关系。对自已的过去也因为太多太长，只能略讲一二。记得八九岁时，就受到先父和长辈彭翼仲讲爱国维新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跟着彭先生在街上散传单，搞社会运动，内容如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号召抵制日货等。可见自己不是说说而已，还有实际行动。这是65年前的事了。当时的维新派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俗人的反抗，维新派有他的主张、见解，对流俗之见看不上，这些对我很有影响。

还有，因为爱国，平日谈的总是国家在危难中，民生痛苦，讲的是大事情、大问题，不谈一身一家衣、食之事，彭先生为此将家当尽卖，甚至到年关上吊。我在14岁上旧五年制中学，毕业后即不想升学，要搞革命，因为在中学时就参与革命。这时，家中长辈关心自己，以为不能尽搞这些，将来还要吃饭，也要为自己生计打算。但这话我已听不进去，不能为一身一家衣、食而苟生。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到吃饭问题。我的一生差不多没有职业，我虚岁19，遇上辛亥革命，转年20岁，又忽然想出家，对人生怀疑，看到烦闷，以至否定人生；这时，佛家的思想最合于自己，我是先有自己的厌世思想而去看佛家的书，而不是先出家而后学佛。固先去维新。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从小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我受佛家的思想影响很大。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我对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这一点，他无所贪恋，无所惧怕，什么也不顾。去年关于邹秉文的事，小组中大家都批评他，我虽也批评他，但和大家不一样，我肯定邹有51％是正确的。这是我不顾一切的一种表现。

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职业。辛亥革命后，办过报社，当新闻记者，与曹老（谷冰）同行；因为信佛，不久又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好像与向老（按:向达，政协直属组成员，北大历史系教授）同行；后来又办教育，任校长、院长，好像与李老（按:李建勋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教育家）同行，实际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的职业。我这种自信，自大，不愿跟别人走，不受外来影响的性格，好的一面是不盲从，能独立思考；另一方面是固执，常常误事，不能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我都看不对，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没有先见之明。我以前是不走共产党的道路的。李大钊先生是革命前辈，他与我个人关系密切，他给我介绍过三个朋友，在座的于树老（树德）是其中的一个，都是他介绍的。其他二位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李大钊先生从未提出要我加入党，他知道我这个人自信得厉害，说是说不通的，除非自己转过来。到今天我才明白，解决中国道路问题的究竟是谁？那时候认为只有我能解决中国问题，现在看来真是笑话。还可以举些例子。对蒋介石，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发起民主同盟，就是为了反蒋，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

至1949年，南京城下（按:指解放），蒋不得不引退，国民党一方发出呼吁，要求和平，我当时在重庆，曾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敬告共产党》，一篇是《敬告国民党》，意思是要共产党不要打下去，同时批评孙科不接受和谈条件。这前一篇文章惹了祸，引起很大误会，幸好自己事先声明“只言论，不行动”，甚至不为“和平”而奔走，而且我因此脱离民盟，表示不代表一个组织，只代表个人。现在想，这是不对的，只有消灭蒋介石，才有今天的中国。上次小组有人发言引到主席的话:“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主席这话很对，但当时自己不那么想，却认为共产党打到底不对。我很感叹主席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反动势力对人民民主势力就是这样，蒋介石，美国，对我们都是这样；反过来，我们对他们，也应该这样。因为主席看透了这一点，该下手的时候就得下手，所以手不软，很坚决，而我自己则看不透，总是喜欢折中、妥协、调和，心软手也软，这说明自己的性格、为人有短处，有弱点。

抗美援朝时，徐冰同志要我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一个工作，我拒绝了，因为我对出兵朝鲜没有信心，当时主席还叫林伯老（按:林伯渠）找我谈话。事后又证明，抗美援朝好得很，对得不能再对！而自己总是事后才明白，很迟钝。自己的见识这样不够，还要自以为是，显然是不行的。在这次学习中，自己也受益处，对自己有启发，使我真正懂得主席的这段话。我的话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