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虽然王明还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但党中央和毛泽东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就这样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名列倒数第一。

党中央在生活上对王明一直是优待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期间，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他们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先后往苏联派去了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人，不满意的人选随时可以撤换。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八级，秘书田书元代领俩人工资，换成卢布半年一次寄往苏联，共3300个卢布。“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过工资和物品。

“文革”期间的王明及其家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时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王明在国内受到批判。

在批孔评儒和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也编印成册，“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

王明当时被认为是已定性的“死老虎”，而且他又不在国内，所以仅仅是在一些报刊上受点文字批评而已，但王明在国内的亲属却难以避免受到牵连。王明后来了解到有的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王明后来撰文说：“‘文化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懈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的斗争，因此在‘文化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此外，红卫兵还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卫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1966年6月，王明写了一首诗；“北京城内孟公府，二号门牌我家有。红卫兵临全部毁，白头母死众邻嗟。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父骨抛山伤警卫，……”在诗选的注释中，王明说“不料毛泽东……1966年夏，即下令红卫兵把父尸掘出抛弃!”

其实砸陈聘之坟墓一事，并非毛泽东授意而为。1957年5月，陈聘之病故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坟前有“子，陈绍禹、陈绍伟，女，陈映民，立”的碑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的批判文章说：“王明是地主家庭。”因此，红卫兵在“横扫四旧”时，就冲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见到这里有王明父亲的坟墓，在一片“砸掉王明狗父亲的坟墓”的怒吼声中，砸碎了墓碑，掘了坟墓。所以，王明父亲之墓被砸确有其事。但这只是红卫兵的自发行动，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红卫兵们采取的过火行动，并不是王明所说的“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行事。陈聘之的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三段，碑座和碑身被砸开，碑身又被砸成一大一小两块。坟包也被掘了一下，但并没有对陈聘之进行鞭尸。

从1979年到1980年，政府拨款修复了陈聘之的墓，但由于联系不到王明的亲属，所以一直未立墓碑。而关于黄莲舫被打得半死而后扔在街上一事，可能是王明听信了谣言。其实从未发生过王明继母“白头母死”，或者是被“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大街上”的事情。相反，正是政府把黄莲舫负责地送回老家，并做了妥善安置。“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关照过王明家的三位老人，请他们尽快搬出孟公府2号。三位老人中，第一个搬出的正是王明继母黄莲舫。在王明家被抄之前，黄莲舫就已离开了北京，她根本没有见到抄家，更没有被红卫兵打死或打得半死，扔到大街上不管之事。黄莲肪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两位同志，亲自护送回安徽金寨县梅山镇，还给了八九百元钱。金寨县政府接收了黄莲肪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子居住，医药费用也全部可以报销。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能得到黄莲肪这样待遇的，实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