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由此断裂成两个，一边代表传统，一边代表未来。“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美国的年轻人们说。《时代周刊》则说，“1968年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希拉里谈到这一年时说：“当时感觉在国际上和美国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事物的看法。”

在这个夏天，希拉里和朋友很认真地探讨在美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尽管结论是否定的，但希拉里已经认定，要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但实际上，等到大地震动引发的尘埃慢慢落到地上，青年人才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变的只有自己。

很快，历史进入了70年代。中国的知青们下了乡，美国的嬉皮士中产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青春的热情很容易被现实冷却，那些大时代里的年轻人，在浪潮平息后，很快就融进了茫茫人海。

40年后，当年的愤怒青年已经差不多60岁了，他们经由了“中产”而进入了成功人士阶层，现实而稳健。同样生于1946年的比尔·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先后成为了美国总统，布拉格之春的灵魂人物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希拉里也正在实践自己的想法：进入体制，掌握权力。

与此同时，他们当年胯下的哈雷摩托，也与他们一道成长为中产阶级的奢侈品。现在，头盔上不再有压抑不住的长发的大麻味，而是成功人士的白发和皱纹。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