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认为理学伤中国人的人性，使文化的生命丧失;孔子对"崇古"的提倡、强调，我觉得也值得检讨。言必称尧舜，礼必推周公，一味要我们回到尧舜禹汤时代，这种思想的逆向追求，绝不是人生惟一的选择。人生应该是充满蓬勃生机、无限可能的;应该对于未来有极宽广的尝试、追求的精神。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中国的灿烂文化生机的大河，就渐渐沉淀淤塞，封闭窒息成我痛予的"酱缸"。

对于我被指控"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我自己是从这块土地、这个文化里生长出来的，29岁才来到台湾，我的思考方式、言行举止，都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我完全否定这些，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今天能够如此批判、反省，顶多也只说明了:我还可以回头面对我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史纲》的写作，以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结束而结尾，为什么不写到辛亥革命？或者说，现在又一个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人期待着这部书能够增添这个新世纪的内容，限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将来还能否以口述的形式，了却读者们的期待？

柏杨:其实《中国人史纲》我在狱中原本已经写到民国初年，但后来这部分资料遗失了。关在牢房里，很多情况是变化的，随时有检查，我在写这部书时，甚至不能确定这部书是否留得下来的，更不要问这本书以后是否能够问世！

当时因为怕文稿被抄出来、充公、烧毁……我在狱中冒着危险、想方设法，把这部书的内容抄了三份，运用秘密的管道，送出去一份，我自己出狱时带了一份出去，另外一份留给同室的难友:假如前两份都不成功，我还有最后的一份。

在那个无法计划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等到这些年有人要我再写时，我的体力已经不堪负荷。至于是否能以口述的形式继续，恐怕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