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已经遭到开除的中国学生陈启科、左权、胡世杰、尤赤、郭景纯等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冤情。紧接着，7月间，这些学生又几度前往克里姆林宫，直接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他们没有能够见到斯大林，但见到了联共(布)中央监委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鉴于布哈林对前此格伯乌的调查已经提出了疑问，联共(布)监委迅速组织共产国际、格伯乌、苏联军委和中共代表团四方开会，并调集了所有材料，重新审查这一事件。在经过几周的深入调查取证之后，联共(布)监委推翻了格伯乌前此的调查结论，并否定了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几经争辩没有结果之后，也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原先的处理意见。

9月初，中共代表团同意不再利用前此一切有关材料在中国学生中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并不再考虑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处罚。但是，中共代表团坚持：第一，不能否认“江浙同乡会”存在过的事实；第二，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第三，对其成员，在教育办法不足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

从此，再没有人去讨论要不要枪毙蒋经国的问题了。这一次的危险如果不是蒋经国一生中经历的最危险的一件事，至少也是他旅苏生活中最危险的经历。大概蒋经国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为在他所写的旅苏生活的种种日记和回忆中，他对自己在“江浙同乡会”事件中险些丢了性命的情况只字未提。可见，他差不多又是在不知不觉中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