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金互助会”的这个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以致大家分手后也还不断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学刚入校不久，就由黄仲美等写信给卢贻松等，要后者“交会费”。卢贻松把信拿给蒋经国看过后，在复信中也开玩笑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的通过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这边步校的同学得知后，也毫不客气地马上写信给炮校同学，嚷嚷着要吃中国饭，信上说的也是玩笑话：“你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分文，实在焦灼得很。”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谁想到它很快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不引起一些非议。碰上有些人组织观念和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得特别紧，事情就渐渐有些麻烦了。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除了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以外，怎么还能有什么自行组织的小组织。何况这个小组织中有一个人还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蒋介石的儿子!这其中就没有什么鬼名堂吗?

事情的急转直下是在11月底。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并负责解决早就盛传的中大学生中存在的派别问题。在对学生中间的派别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了解之后，向忠发又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伯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的情报的郑家康，想了解些更尖端的情况。想不到，一下子竟弄出了一个大案子。

郑家康的老婆安娥正好也在中大上学，中大里面的事情，自然全都在郑的视线之内。他早就得知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的消息，并一直在怀疑着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证据。既然向忠发代表组织来了解情况，郑自然认为应当把他的怀疑让向忠发知道。因此，他很神秘地告诉向忠发说：中国学生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倾向，而且还存在着秘密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叫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

在共产党里搞秘密组织，这还得了!向忠发听说之后深感问题重大。他当即严肃地提醒郑：“不要告诉别人，每个忠实的党员都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急忙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说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多大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他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相帮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何况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有各自的军事院校负责管理，用不着共产国际东方部来操心。东方部本身的事还忙不过来呢，没有谁考虑过要为向忠发的要求而改变一下东方部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向忠发随后又率团去了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件事自然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