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

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

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

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