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宣传说,黄遵宪从新加坡奉调归国后,极力倡办报纸,主动带头捐出一千银元,发起创办了《时务报》,在戊戌变法之前该报曾执国内舆论界牛耳。他推荐梁启超担任报社主笔,更是独具慧眼。从新闻史来看,黄遵宪是自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先行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不亚于在外交界的努力。

就官场说,黄遵宪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改革家。他的行政能力,很被时人推崇。他尚未中举,便有乡试考官周朗山昌言于众:“过岭以来所见士,君一人而已!”初次与李鸿章见面,李便以“霸才”许之。刚刚考中举人,就被同乡先辈首任驻日大使何如璋聘为使馆参赞。梁启超更极力推许道:“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戊戌变法期间,他以湖南代理按察使的身份,辅佐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变革,颇得时代风气之先。其后,只有他倡立的湖南保卫局成为仅存硕果,使其成为将近代警政引入中国的功臣。被罢职归乡后,他还曾拟撰写《治法》一书,深入研究国家行政问题,甚至怀有“昭雪褒示,或者终在吾手”的翻案希望,却不得不抱憾以终。

另外,黄遵宪还作为学者,耗尽心血地编撰了《日本国志》。不过,这绝非为了青史留名,而是迫切地想为中国的振兴提供借鉴。其书凡例自云:“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乃至时人惊叹:“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

总之,从实际事功看,黄遵宪是大大的失意者。他虽是有志之士,爱国先驱,毕竟未能得到伸展拳脚的舞台。当然,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黄遵宪既是标志性历史人物的有幸者,又是没能实现自身抱负而承担巨大痛苦的悲剧人物。其幸与不幸,都只能从历史本身求得答案。从这个意义讲,“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人物。”(梁通《跋＜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对这样一位人物,我们怎能轻易忘怀呢?（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