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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毛泽东与党的宗教保护政策
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寻求其合理内核与民主性精华,进而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合起来。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
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将军”之称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
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忽视佛教文化的倾向是非常不满的。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个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