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手引指任弼时，请其发表高见。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毛泽东谈兴很浓，转身对方丈说道：“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毛泽东在五台山路居，虽只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内方丈院中，至今还设有毛泽东路居陈列馆。

毛泽东与佛学经典

毛泽东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他非常关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宗教。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始终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佛教进行批判研究，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

早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吸收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自然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指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如来传道，邪苏（指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对泡尔生“信神矣，则足而增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信仰不可少。”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等。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著作中。阅读《毛泽东选集》通卷记载着他所引用的佛典成语诸如：“一相情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等不胜枚举。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晚年谈起迟迟不能结束“文革”的忧虑时，还引用了成都宝光寺的一幅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协会章程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