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加无序。诱发“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

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公使们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封锁的最后通牒。

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有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摘自《文武北洋》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