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晚，毛主席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月11日到17日，三十余万各界群众代表、各驻华使节以及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为期七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在紧张的忙碌中，我只能偶尔抽很短的时间，在警卫值班室的长椅上打个盹儿，恢复一下体力和精神。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的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的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和我，二十四小时昼夜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能为毛主席守灵，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至于为什么选中我参加守灵，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了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只有我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这一圈兜下来算是完成了迷惑的任务

吊唁仪式到10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我参与并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摄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照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

警卫组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为行动作了周密的安排，遗体的运送按预先的布置，组织了两个车队，其中有一队承担迷惑任务。

张耀祠带领的一队，护送着毛主席的遗体，出人民大会堂西北门，直接开至某地。汪东兴也在这一队坐镇。

第二队由我组织带队。汪东兴布置任务时对我说:"你再调两个人，乘一辆车做前卫。"我随即召来了庞廷经和高振普。我们这一队也是出人民大会堂的西北门，然后向东经南、北池子，过了北海大桥，从北门进入中南海。

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这兜了一大圈儿，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在党内第一位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在中南海换车时，把我叫进了他的轿车，我们再从西门出来，驰往暂放毛主席遗体的某地。

到达目的地后，华国锋下了轿车，在临下地下室时，他还问我是否跟他一起下去。我想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地护送到这里，下去并没有我要做的工作，就说:"我不下去了。"

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的主席台搭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的里边，前面的观礼台上布满了花圈。在主席台上的人员，有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再加上工农兵代表二百余人，共约五百人。参加广场追悼会的群众，号称一百万。

追悼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主席台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全面布置，广场及参加追悼会的群众队伍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担负。

在进行布置时，警卫组要求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人做安全工作，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防止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还要防火、防爆炸等一切危险情况。

追悼大会从开始到结束，长达十多个小时，场内外始终庄严肃穆，秩序井然。会场部署了工人、民兵、北京卫戍部队、公安民警等，共动用警力两万三千五百余人，保证了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