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我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我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我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次日凌晨五六点钟，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刘湘屏（卫生部长谢富治的夫人）。

邓大姐见我还在苦等，就对我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我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大姐立即点头答应了。我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我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消瘦，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我的内心思绪万端，但还是尽力抑制住悲伤，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每当回顾起这段往事，我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看来这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周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儿。可是，历史的机缘无法由人来把握，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身边溜走。

我和武健华，同乘一辆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

在商议周总理治丧事宜的会议上，我被指定为治丧活动期间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我们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总理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最早开始举行对周总理悼念仪式的。

当周总理的遗体从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我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总理的灵车后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发形成的送殡队伍的壮观场景。人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总理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寄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大姐敬献的花圈，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总理的亲属，队伍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做劝说工作。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他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并嘱咐会场布置好后一定要有专人检查。

我还要说一件事，这是一个从未被披露、人们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主席没有出现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到场的缘由，却没想到毛主席原本是要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的！

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在追悼会开始前，确确实实接到了毛主席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是汪东兴亲自给我下的指示:把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准备和安排好，以供毛主席到达时落脚歇息。

也正是因为等待毛主席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才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会儿。但毛主席最后为何没有到场，其原因我无法猜测。这对我来说至今也仍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