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邬吉成

追悼会后，将依照周总理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执行作业。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白天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人民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这样一来，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我:"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我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我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部队。

最后，周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由于室内温度没有控制好，致使朱德委员长患了感冒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那场病起因很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一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都到医院进行了探望。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北京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此时朱老总靠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见到此情此景，阵阵悲痛涌上心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我在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没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象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曾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警卫着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和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老总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