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延安和边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机关单位、各学校的工作基本停滞，批判会、斗争会、大会、小会连续不断，互相检举，互相揭发，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延安有两处拘押犯人的机关，一是边区政府保安处，一是党中央社会部看守所，凡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要犯”都送到这两处专政机关关押审查。另外，还临时成立了两处专门审查“重大嫌疑分子”的“学校”，一是边区行政学院，一是西北公学。以上各处加在一起，大约有上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这还不算在各单位、学校在“抢救”中“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人。我的妻子白天就在行政学院接受审查。在那里，她和魏伯的妻子叶藜编在一个小组。叶藜是高度近视，一到晚间几乎完全失明。白天到行政学院时还架着双拐，在山坡上行走，非常不便。一块儿接受审查的同志开她们的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藜）看不见”。

在全边区，对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普遍性的严酷整肃，不少人持有异议。中央的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继续恶性发展，毛主席对此也有所察觉。1943年8月，在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正式制订了应贯彻的“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蔡子伟、钱惟人二人得以保全性命。在社会部看守所被关押审查的王实味是1947年从延安撤退到山西兴县时才被处决的。毛泽东进北京后才知道王实味已被处死，大为不满，提出“还我王实味！”）。一场人为的“抢救”混战终于从巅峰状态逐步趋于平缓，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很多人仍被关押或限制自由，审干运动在延安以外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根据地仍然盛行。到1943年底，甄别工作在延安开始了。

从1944年上半年我坦白交代、得到宽大之后到1946年2月，我仍住在保安处，接受审查甄别，但行动相对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处。这一时期为了甄别工作的需要，保安处临时成立了一个材料小组，保安处的领导叫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搞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工作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之用。参加这项工作的约20人左右，都是保安处里的“新号”和“老号”。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金树望（金城之弟、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务院人事局局长）、周建南（解放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吴波（解放后曾任财政部部长）、何定华（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陈元方（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

1946年2月，终于等到了组织对我的政治问题的甄别结论:1.整风时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比利菲说方实是特务，经查，不可信；3.叶笃正给方实写信引发的事情，经查，不可信。

至此我才明白关押我的主要依据来自比利菲的检举揭发。比利菲（女）与其夫崔英（朝鲜族人，建国后是朝鲜驻华使馆第一任文化参赞）是我1940年在晋西抗战学院一起工作的同志。至于她为何诬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也是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们这批“新号”基本上是1946年做出结论后重新分配工作的，只有极个别的人放出来得早，如，李锐（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工作需要，是由周恩来亲自点名放出来的。我在甄别结论上签字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终于离开了禁锢身心近三年的保安处。

保安处的几十个“老号”也与我们同时开释。他们受“惠”于“抢救”的疾风暴雨，否则，可能真的像那位曾做过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老同志所说，“抓到保安处，就别想放出来。”如，和我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蒋齐生，1938年因被人咬住是“托派”被抓，1940年问题就查清了，处长周兴做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被康生压住。又如，王遵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8年经“民先队”介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是“汉奸”，“用织毛衣编花的办法，寄到北平给王克敏送情报”。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再如，金城之弟金树望1939年被抓，1940年中央组织部即下令释放，但保安处一直监禁不放。他（她）们每人都有一个极度委屈、难以释怀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我仍在新华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我的老上级金城同班，虽然经常见面，但未深谈过什么。此后，几乎没见过面。1992年间的一天，金城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病得很厉害，很想见我。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声音微弱、低沉。他说: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风时是我把你送进了保安处，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

金城临终的话，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他终于说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话，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谅解他。当年，交际处送保安处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要来延安，住到交际处，我的“特务”问题恰在此时被“揭露”出来，我想，可能是金城难以判断真伪，又怕我真是特务，会出问题，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处。

“抢救”运动无疑是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大混战。虽然甄别工作开始后到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为此多次脱帽赔礼致歉，说是当时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洗个澡”，不料“灰锰氧放多了，实在对不起”。但是，对于这场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错在哪里，危害影响几何，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做过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运动虽止，影响犹存，以至建国后以整知识分子为重点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者达2000余人；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受牵连者有百余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55万余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把对国家、对党有贡献的大批领导干部打入另册；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在党的一切工作上正式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1964年全国农村大搞“四清运动”，提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第一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直至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创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历史是真实的存在，既厚重、又鲜活。这里有数不尽的足以令全民族骄傲的辉煌，也有不少让人难以释怀的曲折、坎坷和磨难。反思历史之路，决定取舍扬弃，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古哲有几句名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易于淡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过去灾难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深深记取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以60年前不堪回首的所历、所闻为这段历史做一个真实、形象的注脚，是我的愿望和责任。现在，我们党强调宪法权威，倡导依法治国，要加强党的民主建设；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些都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我想，我的这段回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作者:方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