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任交际处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长我十来岁，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交际处时，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全处分为四五个整风小组，我担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足见金城对我是比较信任和器重的。

9、10月间，整风转向审干，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个人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参加革命以来，由一个爱国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二，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此时应向党组织说清楚。1935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我的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返校时，我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阅读十分专注，加之那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旁坐着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觉，他偷视了我所看的书，下车后，便紧跟上来强行把我带到宪兵队，继而转送到宪兵司令部，由一个40多岁的宪兵军官来审讯。他问我什么是cp、cy，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等问题时，我与之应付周旋，面对他的“训导”，则以“无知”回应。后盘问我的家庭，得知我父亲是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叶崇质时，他竟同意对我取保释放。原来，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此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早已去世的父亲的荫庇下，一个便衣宪兵随我取保后于当晚释放了我。回校后，我立即向学生会主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领袖吴祖贻（吴后来在鄂豫边区区党委任民运部长，1946年中原突围时光荣牺牲。1936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他是我的介绍人）汇报了白天刚发生的事。

关于在天津曾被宪兵队拘捕过这件事，我在1939年入党时，本应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但因在阎锡山军队里的党组织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入党无须填表和写出书面材料，所以当时没有交代过。整风开始后，要审查个人历史，于是我如实地写出书面材料，向交际处党组织交代了这件事。材料交上去后，党组织没有人找我谈过，也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这件事，我以为这一页对党毫无愧怍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1943年初，审干形势更趋紧张，我依旧坦然，因为我自觉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让我紧张起来的因素。然而，做梦也没想到，厄运正在向我袭来。

4月3日上午，处长金城对我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央组织部打来电报，调你重回晋西北工作。我问:什么时候走？他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儿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会合。我想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回到住处向重病尚未痊愈，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的妻子白天告别。我们都没有想到，厄运也在等着她。

下午，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来接我，交际处在延安南门外，去中组部招待所须经过保安处。到保安处门口时，警卫员说:马还没有喂，咱们到保安处里喂点儿料，你先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时间来得及。我想也没想就进了办公室。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我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但他仍坚持说:不对，说的就是你。在我一再解释下，他同意打电话找组织部核实，我松了一口气。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高声说:问过组织部了，根本没有你说的那回事，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你。不容我作任何辩解，不由分说给我戴上了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我被告知:到牢屋里对同屋的犯人不许说你的名字，你叫×××号，不许说你的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严格规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令我震惊、惶惑，转瞬间我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共产党的囚徒。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

我被推入一间窑洞，适应光线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者，胡子拉茬，脸色煞白，衣衫褴褛，一动不动坐在干草铺就的地铺上，看样子，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都不说话。孤独、无助、委屈一下涌上心头，好像掉进无底深渊。

保安处的监狱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各间窑洞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一个伸不出脑袋的方洞，平时开着，放风时关上，这孔方洞供外面的人巡视、送饭、送水，给洞内的人透气、采光。在窑洞的墙角处有一只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有人拉稀泻肚，也只能用这只桶。一个紧关房门的小窑洞，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空气的污秽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顿饭，各放风一次。所谓放风，就是解手，不能走来走去，而且是各窑洞分别放风，这时门上的方洞即被关闭，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关押的是什么人。白天提审时，被审者头上被蒙上一件大棉袄，谁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想，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会在窑洞里还戴着脚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间窑洞里关了一两个月，也没有人提审我，我更坚信是组织上搞错了，因为抓进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织对我产生了怀疑。进来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5日，延安下了一场大雪，我在心里把它称为“六月雪”，心想老天爷在证明我的无辜。

大约6月的一天，看守从门洞扔进一份材料让我们看，是任弼时在一个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最近，延安地区逮捕了一批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的、死不改悔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看到这几句话我大吃一惊，我是这四种人中的哪一种人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困惑。循着我走过的道路，我开始冥思苦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