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安处昏暗的窑洞里，几天几夜，我反复回顾自己的历史。我自认对党、对革命、对抗战救亡大业一片赤诚，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人，怎么会是“四种人”呢？我又苦苦思索会不会有被组织误会的细节没有交代过。把所有的事情都过了筛，只有一件事，可能会被误会。

那是1943年1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昆明西南联大我哥哥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信。信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被别人拆开看过了。当时我想，信走了两三个月，还能不磨损，没有在意。我曾在给哥哥的信中述及我的妻子白天的病情。他复信道:弟妹如此身体，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来，到大后方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他在信中向我介绍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让我到西安找他，他可以介绍有关的人安排白天治疗。

除了这封信和在天津被宪兵队抓过一天的经历，我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可能被怀疑的依据了。

充满疑惧的囚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这些整风审干后抓进来的“新号”和在此之前被捕进来的“老号”渐渐熟悉，开始悄悄说话了。那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我说:“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进来的，把我关到保安处之后，还没见有一个犯人放出去。”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为第三国际做情报员，在东北工作过。他叮嘱我:你把棉裤屁股后面的棉花垫厚实些，审讯时有时会让你坐在地上，不招供，会让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旁边有警卫看着，你困极了，刚一闭眼打瞌睡，警卫立即用力推你，对你展开车轮战，有时还会动刑。

两个月后，终于提审我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此头上不用盖上大棉袄了，但出窑洞时要被扣上手铐，由看守押到审讯室。我一共被审讯过两三次。很幸运，既没有让我坐在地上，也没有动手打我。审讯我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陕北当地人，女的是李克农之女李宁，还有一次师哲也在场，他是延安审干运动中临时调到保安处工作的。审讯内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历史，我毫无遗漏地如实讲了。有一次问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他们问:你是否看过一本重庆出版的名叫《中苏友好》的杂志。我回答:看过。又问: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吗？答:没有。以后细思忖，这恐怕是在车轮战或刑讯中有人被逼不过抖出的“线索”，由此推之，似这种无头无绪的虚妄“线索”在当时还不知有多少。

在保安处的三个月，越来越感到抓“特务”氛围的浓烈。迅猛而来的运动如洪水滔滔，似山火汹汹。水火无情，个人的抗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943年7月15日，中央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指出，目前边区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边区周围布下重兵，极有可能向边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处在这种军事非常时期，而我们内部特务如麻，如果不把这些特务清查出来，我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接着说，两个月来，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务。我们现在是在抢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们这些“失足者”不能再犹豫等待了，要赶快坦白交待，“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们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们将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后果。

康生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保安处很快向全体犯人作了传达，并且透露，有两个罪行极其严重、态度非常恶劣的罪犯（一为蔡子伟，全国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为钱惟人，是边区政府的公路局长），将在几天后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一公布，引起在押犯人的极大恐惧。

一浪紧似一浪的“抢救”铺开后，到八、九月时，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的门不再紧锁，白天不关门，晚上上锁，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窑洞到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饭菜也好些，尽管仍在保安处的管辖范围。这期间，不断有从外面来的已交待的“典型”作规劝报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最著名的“坦白从宽者”张克勤。保安处内交待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也组成“规劝组”，到窑洞里来“规劝”我们这些没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这时，我真地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渗透进来的特务、奸细、汉奸，因为不少人在大会、小会上确实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可我自信我绝不是特务，坦白什么呢？我有什么事情应在“坦白”之列？时间一天天过去，交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少，加上看到交待了问题的人马上得到了宽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诱惑。我精神上压力很大，思想上碰撞更是激烈，但还是没有下决心“坦白”，因为我不知道坦白什么。规劝组的人开始还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党的政策对此如何来启发、诱导别人，后来，也渐渐谈些别的内容了。

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这也好写，可以随意编造事实，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敌人”，马上就会得到宽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于1944年初，我也终于“坦白交待”了———193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因看进步书籍被捕，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

交待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