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邓颖超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镇静而又不无忧虑地说。她没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随即告退出来。

我们一方面等待上级对医疗组所写报告的批示，同时通过有关渠道打听和吁请中央尽快批复医疗组的“病情报告”。

吴阶平提议，由卞志强报请党中央批准，邀请全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虞颂庭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心脏内科专家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阜外医院的陶寿淇、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圻教授；我国麻醉医学权威、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普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会诊，讨论诊疗方案。我们尽力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居然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近两周左右时间，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了。

自然，周恩来也确有他的难处。原先，周恩来几乎每天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同广大人民及海内外朋友见面。此时，忽然间，周恩来“失踪”近两周音讯全无，有谁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样的年月势必引起海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外交部与联络部以及对外友协等外事部门向中央提出请总理接见外国贵宾的报告不断地传到周恩来值班室。周恩来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来借日本相扑队来华访问，在东郊体育场进行首场表演的机会，从玉泉山下来直接驱车到体育场接见、观看表演与对外亮相——周恩来没有倒，让人民高兴，请朋友们放心。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烤鸭席”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但是，在给周恩来治病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工作忙、离不开是常有的事；但周恩来挨整，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专家们着急也没有用，周恩来和邓大姐也都清楚，整个化疗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进行“帮助”，工作人员不满，私下议论:“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要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拼命工作、苦撑危局，他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1972年6月份，原先，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总之，无论是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来一年到头、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间，他却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文章”来了。他一不接见外宾、二不出席任何会议，连西花厅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写了十来天。当然，其时我并不知道总理在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