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是回到戴笠、吴芟所载的话题上来。前面引述的“上谓勋曰: ‘朕即定计，有旨约封’”，下文如何呢?亦即崇祯帝关于“和议”究竟定了什么计，下了什么旨呢?戴、吴二氏失载。但是，崇祯十六年进士，“入翰林，为史官 ”，“而京师溃……为贼所缚，遭榜掠”的李长祥，则清楚地记载谓:

三鼓余，兵部尚书张缙彦巡城，自东来，将至正阳门，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 “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过正阳门西，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相遇，言其故。国桢曰: “败矣。奈何！吾有劲兵三千，将图与之战，只此尔!”缙彦去，计其所历，当至德胜门，正贼进之时也。今人谓:帝英主也，何与谈？其谈之者何事？缙彦再官浙江布政司，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朱写非墨写。据十七日叛监杜之秩(按:系杜勋之误)至城下言，李自成遣来时，有议城上，太监与之上，则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带地。再欲犒师百万两，诚得如其议。则解兵去。……至十八夜帝之草纸御书所云“再与他谈”，或即谈此。

于此可知，崇祯帝是定了计、下了旨的；直至他吊死煤山前的数小时，还亲笔写了“再与他谈”，要求再一次与李自成的特使杜勋谈判。但是，此时杜勋早已出城。几个小时后，也就是十九日晨，李自成的大军已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的“再与他谈”的手谕，成了一纸空文，“和议”终于化为泡影。

李自成进京后投降农民军，并在大顺政权任职的孙承泽，是鼎革之际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关于和议的记载，堪称弥足珍贵。文谓:

二月，贼至宣府，监视杜勋同总兵王承胤出城迎贼……忽下谕云:杜勋骂贼身死，忠义可嘉，赠司礼太监，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谕下，举朝失色。三月，贼至都城，兵部以巡视京管科道光时亨、王章手札上闻，言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缒杜勋上城，饮于城楼，上亦不加诘责也。

崇祯帝对早已投降了农民军的杜勋“不加诘责”，当然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加以“诘责”，岂非断了与李自成的“和议”之路？孙承泽当时并不知道李自成通过杜勋与崇祯帝进行和谈的内幕，所以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但是，他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记录，却为我们揭开“和议”这段历史公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让我们再考察一下李自成提出那些条款，企图与崇祯帝订立和约的思想基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自成作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他不可能摆脱三百年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深切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但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的个体经济，正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小生产者之外。而作为不断发生分化的小生产者的革命领袖，李自成只能像以往历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一样，走上历史为他安排的不断向封建统治者转化的道路。在他看来，既要彻底打败尾大不掉的明朝统治者，又要战胜关外和四川与他争夺天下的满族及张献忠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他混一宇内，君临天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动向，我们从李自成进京后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既没有派重兵去山海关外防御满兵，也没有派强大的武装继续讨伐明军。他把在北京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宝，用车队川流不息地运回西安去，而不是用于强化农民军，以坚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压境之际，举行登上皇帝宝座的仪式，然后却立即率兵撤出北京。这些近于奇特的行动，奥秘究竟何在？李自成的一席话，可谓泄露了天机: “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显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乡陕西去，在这里裂土称王。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祯帝提出的和议条款中“西北一带，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至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这—条，也不难理解。如果大顺政权不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迅速失败，不管李自成是当了封建大一统的君主，还是当了西北王，从刘邦到朱元璋蜕化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转枪口，向农民军开刀吗?

总而言之，在农民军攻克北京前夕，李自成派杜勋与崇祯帝谈判，企图达成“和议”，是确有其事的。虽然，由于崇祯帝的迟疑不决，这项“和议”并未成功。但是，李自成提出的那些条款，是我们研究李自成思想的重要资料。

摘自:《“土地庙”随笔》   作者:王春瑜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