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六奇记此事，触及到部分事实真相，但也还是仅露了个头，且将人名搞错。文谓:

贼攻平则门，喻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

这里，计六奇将杜勋写成杜之秩，谬。清初的明末遗臣杨士聪，当时即已指出，“杜勋坊刻或误为杜之秩”。但是，他毕竟透露了李自成派杜勋去见崇祯帝谈判的内容，即“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虽然这并非内容的全部，但总算接触到实质性问题。可是，计六奇在叙述中，仍把崇祯帝排除于此事之外，一口咬定无人“敢闻于上”，也就是说崇祯帝根本不知道有此事，未免愚态可掬。

谷应泰记载此事则另有一格。文曰:

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坐，晋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监杜勋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勋也，可缒下一人以语”。守者曰: “留一人下为质，请公上。”勋曰: “我杜勋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缒之上，同入见大内，盛称贼势众，皇上可自为计。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诸内臣请留勋，勋曰: “有秦、晋二王为质，不反则二王不免矣!”乃纵之出，仍缒下。

这里，谷应泰不仅把杜勋的事，毫无根据地拉一半到申芝秀的头上，而且讳言李自成提出的和议的具体内容，用“备述贼犯上不道语”数字一笔带过，将满天星斗，化作晓风残月。但尽管如此，谷应泰毕竟记述了李自成的使者见到了崇祯帝，并当面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主张，在这一点上，总算披露了部分事实真相。至于他笔下的“上怒叱之”，不过是编造故事，美化崇祯，力图粉饰其气节而已。

清初史家戴笠、吴芟，以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秉笔直书此事，与吴伟业、谈迁、计六奇、谷应泰辈为了偏袒崇祯，不惜曲笔回护，吞吞吐吐，以致漏洞百出，欲盖弥彰，恰成鲜明的对比。戴、吴载谓:

今后，闯复令杜勋求成，莫敢奏。内侍微言之。上召入，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因劝上如请为便。上语魏藻德曰: “今事已急，卿可决之。”藻德默然，曲躬俯首。时上忧惑，于坐后倚立，再四以询。藻德终无语。上谓勋曰: “朕即定计，有旨约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宫。

读了此文，李自成、崇祯帝之间谈判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李自成委托杜勋提出的议和条款，是这样清楚地明摆着。被农民军攻城的炮声吓得胆战心惊、深知北京危在旦夕的崇祯帝，想不想接受这几项议和条款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死要脸皮的崇祯帝在处理诸如此类重大国事时的一贯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如果事情办成，于自己的最高统治利益和名节无损，他便把功劳归于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聪圣明、沉机独断”的幻觉中；如果事情办坏，或事先泄露了风声，引起舆论哗然，他便一巴掌把受其命办事的大臣打下去，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以掩盖自己的罪责。抖一抖崇祯帝的老底，这套把戏司空见惯。崇祯十五年秋，明明是崇祯帝自己策划陈新甲与关外的满兵议和，以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但他后来却翻脸杀掉了陈新甲，即为一例。史载:

丁酉，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时贼事大坏……新甲请输平，许岁币，弃关外地。调吴三桂以宁远兵入讨。上好自大，欲于事成后以自来归德，布告天下，书于史策，讳言求成，戒新甲秘之。而内旨严封下新甲者，晨夕不绝……主上大骇，怒责新甲不密……竟弃市。

因此，面对答应与否将关系到明室存亡和自己千秋名节的李自成的和议条款，崇祯帝又一次重演故伎，把这件大事推给宰相魏藻德，要他承担全部责任；而深知崇祯帝为人的魏藻德，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以致崇祯帝“推御坐仆地”，发了那样大的脾气。这个细节的记载，正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李自成、崇祯帝之间和谈的历史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也许有人要问: 仅据戴笠、吴芟的记载论断，非孤证乎?答曰: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