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他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伊文思当时说话很紧张，像唐朝的韩愈讲的，有点“口将言而嗫嚅”，有些心虚。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Mr x和Mr y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们关注什么，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把我们说的话真实地传回去了。这又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后来讲，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话是两千多年前孟夫子讲过的。后来小平同志又讲了:“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周南和卫弈信在北京就香港形势和面临问题交换意见（1990年）

英国人开始动作

香港、澳门问题都谈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结束了，也颁布了，后过渡期也就开始了。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从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什么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对抗嘛！其实这个问题不自彭定康开始，也不只是彭定康个人的原因。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英国政策改变的问题，就是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这无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个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这两个事件一发生，英国统治阶级认为好机会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也要步苏联的后尘，步东欧的后尘，要垮台。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地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说不行了，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明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他们认为，英国同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舆论、议会也鼓噪说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上，我们“上当了”，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太软了，“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过分倾向”，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出卖了香港。”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地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