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与新任港督卫弈信在北京商谈香港立法机构选举问题并达成共识（1989年）

外交部办公厅“行走”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几个月。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他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这样我就到了办公厅，负责起草的事。我名义是外交部大使，暂时成了办公厅“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闻司几个会写东西的同志，又找宦乡等一起讨论，自己动手改了几遍，部党委讨论了几遍，主要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来写的。小平不是讲“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讲“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嘛！那个时候，大家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通过外交工作，有可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我们建议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我们是最大的不结盟国家，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要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害来考虑中国的态度。

争取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外交。这些都提出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示赞许，很快就批了。

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到了1982年，我当部长助理了，1984年9月又担任副部长。首先我分管地区司西欧司，再是一些业务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译室等，还有港澳办。后来港澳问题出现了，又成立了一个港澳事务办公室，实际上，除了日常的西欧各国的外交业务以外，重头的任务就是香港问题。

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们在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中遇到了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利，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一个国家的国防、外交大权，这是主权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英方又百般抗拒，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他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因为中国近，所以不需要驻军。英国远，所以要驻军。这又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英方还说: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特区行政长官的意见。他同意了，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又是一个涉及主权问题的重大的争论。在谈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确地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你们反对驻军毫无道理。中央负责香港的防务，必须在香港驻军。驻军是主权的体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英方赞成与否，中国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对此，小平同志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份，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找我们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不太熟悉。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