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界卷入营救阵营，游说力量闯入了总统府

政界也卷入营救阵营。26日，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

“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众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

6月22日，社会名流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他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徐世昌开始以“这是司法部的事”推脱。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严智怡出总统府后，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现在尚没有交到司法界，所以不能过问。”经过严君再三说明“文字狱”的厉害，最后，朱深也答应“维持”。

除此之外，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也都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

“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 馆藏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致京师警察总监的信函，文笔犀利诙谐

在五四浪潮汹涌澎湃的1919年，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日益浩大的保陈声势，实际捕控陈独秀在手的吴炳湘想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了，同时诸多徽省同乡的人情脸面他也绝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遭受段芝贵、王怀庆等军阀派多方威胁，也受到守旧派暗中怂恿，但是对于陈独秀并十分没有苛待。在被捕期间，陈独秀患上了胃病，由警察厅医药室医师进行诊治，经过十多天的坚持服药，胃病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