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肯定作为秦始皇统治实践的理论基础的先秦法家的进步性，必须摒弃传统儒家思想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批“评法”（实际是褒法）批儒的大字本布置了点校注释任务。当时席卷全国的“儒法斗争”浪潮，实际上是从这里肇其端、始其源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不言自明，是借王充的言论批孔；《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和《说疑》是有重要涵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这些文章见《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下卷，第469—633页，均为毛泽东1974年度阅读的大字本；1973年底还有韩非和章太炎的两篇文章，见该书上卷第432页、468页。具体布置过程，参阅我为该书写的卷首《前言》。。《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的内容是说韩非认为在当时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和谏说的策略。《孤愤》（1974年4月布置）则反映了韩非对“重人”即旧贵族擅权的愤怒，认为由于“重人”势力占优势，而造成“主上卑而大臣重”的不正常政治局面。

深究这些“法家著作”大字本的内容，反映的基本思想是要用革新的“法治”代替保守的“礼治”；强调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确立“君臣上下”《商君子·国策》。的秩序；强调只有在搞好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对付外部敌人《韩非子·忠孝》的主题思想之一。；主张人的本性是恶的，因此必须“起法正”，“重刑罚”，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荀子·性恶》的主旨。；必须“法”、“术”结合，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定法》一文的基本思想。。为了从哲学上论证建立中央集权制是顺天应时的，还以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作为理论依据，从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角度证明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正确性。“法家著作”大字本的核心思想是坚持变革，反对保守和复古，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这同毛泽东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现实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预计到他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因此在1974年7月布置了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以支持“左”的路线推行。（据传，他当时还读了清代人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毛泽东扬法批儒，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更重要的是借宣传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文革”特殊背景下的社会政治体制，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不仅民主与法制遭到空前破坏，而且还要以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根据继续强化这种政治体制，这必将把社会的正常运行与操作推向一个无法把握的绝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不管毛泽东主观上是否授意，但他的谈话和布置的大字本，客观上为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提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提供了根据。1973年底掀起的批判尊儒反法思潮，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京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都是上述背景的产物。毛泽东批准并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阶段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在客观上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原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70年代城市知识青年支边的现代人口迁移，就是在北方军事压力下吸取古代屯垦戍边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只要了解1973年至1974年原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45个师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资料，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册，第3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读这两篇文章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