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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伤的中方外交人员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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