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

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

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

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

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