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法庭上施尚英还供认说:“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极其嚣张，又哭又闹，并且说，现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着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迫使党中央放‘四人帮’。朱永嘉并且极其反动地提出，如果被镇压，失败了，那么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斗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装叛乱（方案）以后，冯国柱要每一个（人）表态，廖祖康接着逼每个人，点着名要表态同意朱、王两个人提出的方案。到会的人都表示了同意干的态度……从10月9日开始，我和钟定栋召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二百二十五辆，巡逻艇一艘，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并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各区民兵携带手枪、地图，带领人员进驻设在江南造船厂的秘密指挥点。同时，各区民兵指挥部和一个民兵师，也都设立了指挥所；各指挥所共架设了十五部电台，组成两个通讯网，沟通了联络，先后收发了七十九份电报，直至15日凌晨一时才停止发报。

“12日，我指使钟定栋制定了以‘捍一’、‘方二’为代号的武装叛乱方案，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秘定联络暗语。”

特别法庭上当场投影了他们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法庭工作人员宣读了这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

“这是1976年10月12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人制定的‘捍一’、‘方二’武装叛乱方案。‘方案’规定了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加强对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语。”

法庭又投影了上海武装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的照片。

法庭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上海武装叛乱时使用的十五部电台，已组成了两个通讯网，于10月9日十八时沟通联络，昼夜通联，收发电报，至15日一时才被迫停止联络。”

施尚英当场对这些都进行了辨认，承认是他们当时为武装叛乱准备的物资。

经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上海审判“四人帮”余党的法庭查明:

在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开会后，10月12日下午，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廖祖康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一个秘密联络点，策划制定叛乱用的反革命标语二十一条。同日晚，王少庸、冯国柱（会议主持人）、张敬标、黄涛、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施尚英、萧木、王日初、廖祖康、何秀文等又开会，进一步提出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等方案。朱永嘉、王知常则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此时“四人帮”上海余党已经知道江青也被拘捕了，所以在原先的口号中又加上了一个江青），并准备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表示要“决一死战”。最后，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黄涛四个常委议定:要干，要准备好，要等马、徐、王回来以后再统一行动。

和平中的善良的人们，那时何曾想到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云，正笼罩着大上海，整个上海滩将被“四人帮”的这伙余党浸入血雨腥风之中……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