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全市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两个指挥点。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有的人也许有意或无意地淡忘了那个时代，可是历史却是不能被忘却的！如果这场叛乱得逞，中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许还得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徐景贤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对于参加这场武装叛乱的证词中说:

“我当时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六十军来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的确也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批的给民兵增发武器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是这一次就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打了红色的保密电话到一号指挥点要我接听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了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布置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

当时参加这场叛乱的上海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在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时，曾向法庭陈述了这场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

施尚英说:

“我在被捕以前是在上海民兵指挥部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在（1976年）10月8日的晚上10点钟，我和李彬山、钟定栋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