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重要的小会上，邵宇提出了“黑画”问题。发表了相当长的一席“揭发”。首当其冲地被具体提出来的罪证，就是我在画家宋文治册页上作的一幅《猫头鹰》（有趣的是，邵宇不提我早先在他家为他画的那张）。

邵宇的这一下无疑启发和扩大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想象力，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口。1973年11月23日晚在友谊宾馆的小会提出猫头鹰的“黑画”之后， 即积极进行全国性的“黑画”追查活动。（《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由此，“黑画事件”大幕拉开了。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上海严厉批判《中国画》画册，这被认为是“黑画事件”的正式开始:

《中国画》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的批判。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说它是什么“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画面充满盎然生机。对此，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一场风暴很快吹到了北京。黄永玉回忆说，他的《猫头鹰》开始挂在“黑画”的第七位，但很快又挂在了第一位。一幅从非正式作品中搜集来的作品，竟成了100多幅“黑画”中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实出乎人们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