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永玉在老朋友、画家许麟庐的家中，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风波由此埋下了伏笔:

老许拿出一本册页说是一位名叫宋文治的南京画家放在这里的，请他顺便约请朋友为他画点画。我那天因为在准备旅行的杂事，心情不安定，怕画不好。许说，你就随便来两笔猫头鹰吧!于是我就真的“随便地”来了这么一张以后要了我老命的、邵宇一个多月后拿来“进贡”的这幅东西……

临返北京的前两天，听到一点风声:北京正在开展一个“批黑画”的运动，且扩大到全国追查“黑画”，“由江青同志亲自挂帅”，其中主要的“黑画”是一张猫头鹰……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的嘛!”

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邵宇和“猫头鹰事件”——小弹邵宇、范曾》）

“黑画事件”按说主要是针对为北京饭店新楼创作的一些作品，黄永玉似乎不应被牵连其中，因为他的工作是负责整体布置设计，并不提供作品。个中缘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有机会看到了一批相关档案才了解到。1973年11月23日晚上，一个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

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江青一伙豺狼对他的迫害却决不手软。9月起搞起所谓“儒法斗争”影射文章，把原来的“批林整风”扭转成“批林批孔”，对周恩来作残酷的“病床围剿”。但是还嫌不够生动，不够普及，不够响亮。如何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最引人注意的文化艺术上作一些突破，成为他们迫切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