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1983年，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据说2000年时，香港某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最后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当年的伊姆加德小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然而精神矍铄。询问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上。

其实，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两位苦命的恋人失之交臂，季羡林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见面的机会。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的异国情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曾把一批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在苏联，幼年的刘允斌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国际儿童院，1945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后重新报考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并如愿以偿地读上了自己理想的专业。由于他成绩好、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其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的垂青。而俄罗斯姑娘的美丽大方也深深打动了刘允斌年轻的心，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了。

1950年，思乡心切的刘允斌趁暑假带着玛拉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他想借此机会让玛拉见见自己的家人，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虽然每个人对玛拉表现得很亲切，刘允斌陪玛拉一起逛街、吃中餐，从各方面使她适应，然而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令这位活泼的姑娘经常沉默。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陆续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娅、阿寥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在回国与留苏的选择中，刘允斌从未想过要在苏联生活一辈子。可不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那个使她无所适从的丈夫的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这样一位抛妻别雏、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怀抱、满腔热情地投入祖国建设、成绩斐然的核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陷为“苏修特务”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