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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54〕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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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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