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参与王明迎接仪式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说:“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仪式上,王明在回话中则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但可反映出王明当时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王明口口声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有人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他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
会议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他决无“夺帅印”之意。据张国焘回忆说:“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原则上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感到会议上的精神不一致,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一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在会上,他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次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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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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