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在中南海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时说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政治思想上不一致是难免的，组织上保持统一和团结，有时比弄清政治上的分歧更重要。要保持团结，当然就得有保持团结的愿望，还要有保持团结的基本规范。比如，一定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更不要随意把谁打倒。一个同志有不同意见，甚至犯了错误，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简单地采取组织措施，没有成功的经验。”

1981年，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集会上，父亲再度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他指出:领导者要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纪国法，联系党内外群众，不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而成为特殊党员。父亲说: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任何党员都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坚持原则，他常常直抒己见，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与党内老革命家的意见相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酝酿中纪委领导班子入选时，不少老同志对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书记人选有不同意见，认为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文革”前，毛泽东甚至在一份有关他的调查报告上作过严厉批评，为此还把他从某个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拿下来，下放到东北一个大型企业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结束后，老同志们仍常能听到对此人的此类反映。因此，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们坚持认为，该同志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担任这个职务，到地方工作。

实际上，父亲、陶铸与该同志在延安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感情十分要好，还戏称为“桃园三结义”。然而，党的组织工作岂能搀杂私人感情，为此，父亲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组织的意见向老革命家汇报。

父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直接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父亲言行一致。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九年多时间里，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在6月间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实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父亲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健全法制，保证多数人的民主，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于是，便集中力量搞一个能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为了端正党风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家长制作风在党内陋习难改，“以人治国”、“以言代法”，遗患甚多，为害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同时，父亲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并十分赞同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写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