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 ﹖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不久，组织上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供应两斤黄豆；给十三级以上干部还加两斤猪肉，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县城的干部，有不少人家在农村，可以从自留地找补些粮食。自由市场上，也可买些蔬菜、鸡蛋。北京的自由市场只开放三天，又关闭了，我没有去。报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将它杀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当然，有存款可吃，有黄豆、猪肉补助，干部的日子总还过得去。农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贵州，分社同志告诉我，贵州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几十万人。安徽、河南死于饥饿的农民更多。我家用过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县人。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困难时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开点荒地，想种点红薯，被村干部把地给平了。宁可活活把人饿死，也不允许你有一点“小自由”！

这个可怕的年月，幸而结束了。现在，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看到农民卖粮难的消息，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难的日子，仿佛发生在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