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与国民党的众叛亲离形成鲜明对照，1949年春夏，各地参加新政协的代表纷纷动身，奔向新中国的怀抱:黎族领袖王国兴化装成泰国华侨，从香港乘船到达青岛解放区；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把女扮男装的台盟主席谢雪红送上开往解放区的货轮；南洋侨领陈嘉庚从新加坡乘船北上；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从美国辗转回国……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

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北平，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先期抵达的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西苑机场的欢迎队伍。不到一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虎口脱险

这时候的上海，正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是蒋介石的根基所在，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他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严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三绺长髯、一袭布衣的张澜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强大号召力。被尊为“川北圣人”的他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任过职，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一片清誉。

“在张澜身上，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严于律己的个人修为结合得水乳交融，这使他在人格方面具有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得不钦佩的魅力。”梁晓声说，“所以蒋介石认为，张澜绝不能留在大陆，哪怕是劫持，也要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已经把张澜软禁了很长时间，之所以不杀他，不是宽忍，实是不敢——蒋介石曾经说过，得张澜者得四川，他输不起四川这个大省。”

1949年5月中旬，解放军扫清上海外围，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肆意搜捕、处决不愿去台湾的民主人士。5月18日，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首任主席黄炎培的次子黄竞武遭到逮捕，并被残忍地活埋。

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紧急电令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5月24日，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二人由虹桥疗养院押至看守所，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

蒋介石如何能够想到，就在十几天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利用上海警备司令部内部的明争暗斗，成功将阎锦文策反了。营救张、罗二人的方式也已经被设计好——由阎锦文以“移解”的名义，将二人转移到罗隆基的朋友、前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如夫人田淑君处藏匿起来，等待解放军入城。

“5月24日晚上十点，我亲自驾车开往虹桥疗养院，那时全市已经戒严，因为我身着军装，又有当夜口令，所以能畅行无阻。”那个惊心动魄的晚上，是阎锦文终生难忘的回忆，“医生护士见我深夜到此，车上又漆着警备司令部的标志，都吓得躲了起来。我提着左轮手枪来到病房，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

张澜和罗隆基已经知道阎锦文是“自己人”，并没有反抗。阎锦文让二人坐在车的后排，不敢走大路，沿着小巷向环龙路的田淑君家疾驰。途中每遇盘查，阎锦文就说车上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哥哥，凭着警备司令部的证件，车辆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哨卡。

此时，在看守所等待多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毛森已经发现了阎的“变节”。眼看要到达田淑君家时，阎锦文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追兵。他当即弃车，命令同在车内的亲信潘云龙、庄儒伶背起张澜和罗隆基，穿越院墙一路狂奔，才终于成功脱险。

张澜获救后的第三天，上海解放。一个月之后，1949年6月24日，张澜和罗隆基以新政协代表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