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大动作”

就在冯玉祥将军遇难的两天前，8月30日，周恩来刚刚致电先期到港的钱之光，指示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轮船北上。

钱之光是中共专门派到香港去的。8月初到港后，他对香港地下党与外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合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改名“华润公司”，并亲自出任董事长，准备以往来贸易为名掩护接送民主人士。

冯玉祥遇难的消息传来，9月7日，周恩来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联船北上一事慎之再慎，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且大家不可同乘一船，要分批前来，第一批则愈少愈好。

一天后的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会上还重申了五年胜利目标: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紧接着，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就在同一天，香港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登上了开往解放区的轮船，这其中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却独独缺少了李济深。

李济深仍然在等待。

“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李筱桐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在国民党阵营中，李济深与桂系的关系最为密切。北伐前后，就是李济深发现并培养了桂系的两大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1948年4月30日，就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前一天，李宗仁在国民党的“国大”上击败蒋介石力捧的孙科，出任副总统。李济深深知蒋、李素来不和，如果能成功策反李宗仁，无异于断掉蒋介石的一只臂膀。

“革命原是一家，革命者不怕革命者，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1948年冬天，李济深在一条白绫上写下这样一封亲笔信，托在香港的桂系“立法委员”黄启汉秘密带给了白崇禧。

“我父亲给李宗仁、白崇禧都写过密信，劝他们尽快与蒋介石决裂，与他一道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李筱桐说，“中共很想让父亲第一批离开香港，他之所以迟迟不走，就是在等待‘大动作’，等待李、白的投靠——可惜李宗仁一直不表态，不过，他也始终没有明确拒绝父亲的提议。”

羁绊李济深的原因还有一个——他挚爱的如夫人双秀清已是肝癌晚期。“父亲被开除出国民党后，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把香港的房子出租一部分——后来我们才知道，顶楼租的是地下党，地下租的是国民党特务，对门还有国民党的公开特务天天盯着。我家住在半山，因为经济困难，妈妈只能每天带着我和姐姐，花几十分钟走到山下买便宜菜吃。她的病一查出来就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李筱桐每每谈起母亲，仍不免唏嘘。

1948年11月23日，包括马叙伦、郭沫若在内的第二批香港民主人士上船——其中依然没有李济深。焦急的毛泽东、周恩来对钱之光下了“最后通牒”——1948年冬天，必须将李济深安全送至解放区。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身边的张澜依旧是一袭长衫。

上海解放前夕，张澜(中)与罗隆基(左)在虹桥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