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在一封信中也揭露了日本当局在南京一面疯狂烧杀淫掠滥施淫威、一面又进行欺骗宣传的两面派伎俩:“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名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1938年初指出:“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也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他们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还有少数人想把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不过，在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却望而却步了。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残酷杀害大批中国战俘，但他没有拍摄下这些场面。他说:“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于1937年12月14日到达南京拍摄新闻，历时约20余天。他亲眼看到日军大屠杀的惨况，但他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南京》却没有一点反映。他无奈地说:“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许多新闻单位都照做了，销毁了许多印有“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本。但每日新闻社摄影部主任高田正雄拒绝这一命令，将历年积累的“不许可”照片本藏在大阪总部的仓库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以后重见天日，成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与新闻封锁的重要证据。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