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湄苗，前来迎接的先遣参谋多恩，把史迪威安排在向浸信会借来的红楼。里面布置得挺不错，粉刷一新，还摆放着各种工艺品，俨然就是一幢高级别墅，还雇用了十几个缅甸仆役忙着端点心泡茶。可是，史迪威走进来一看，屋子里地图没挂、也没有军用电话，立即火了。“你把这里布置成这样，是想开旅馆，还是要办疗养院呢？”狠狠训斥了多恩一顿。

为了缓和气氛，王楚英迅速挂起地图，进行战情汇报。史迪威还是不高兴:光有地图不行，作战指挥室还得有一个体现缅甸有关地形的兵棋沙盘，并要多恩连夜找人来做。多恩傻眼道:这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找人，离天亮还有好几个钟头呢。见史迪威眼一瞪又要发火开骂了，一旁的王楚英心中暗自盘算:我们警卫队59个中国人里一定有能工巧匠，应该可以做出来。即对史迪威说:这事我来做吧。他马上把59个人集合起来，找到会木匠活儿的，会捏泥巴做泥塑的，一刻不停连夜施工，终于在天亮之前把沙盘做起来了。

一夜的忙碌，让王楚英领教了史迪威严谨的军人作风，这种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此后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中，王楚英对待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辅助史迪威的工作中，他对打仗也有了更成熟的感悟。或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王楚英对史迪威攻打缅北的军事计划，有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千人打败近万日本兵救出英军

作为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见证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胜败荣辱。调到史迪威身边不久，就爆发了仁安羌战役。

仁安羌是缅甸最大的油田，也是盟军油料供应基地。1942年3月中旬，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向英军进攻。此时的英军自仰光失败后，逢战即溃。日军以两个联队(相当于我军两个团)的兵力绕过英军后方，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将英军7000余人围困；同时又以一个大队(差不多我军一个营兵力)占领宾河北岸渡口阻击增援。英军粮弹俱尽。

“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请求迅速援救。史迪威随即派我将手令送去给新38师师长孙立人。”由此，王楚英也亲历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战役。

4月19日拂晓，经过周密计划，孙立人麾下113团团长刘放吾带着部队秘密渡河，奇袭仁安羌。清早天不亮就开打了，一下子就摸到日军炮兵阵地，又是手榴弹又是冲锋枪。敌人的炮兵连开炮机会都没有，掉头就跑。后面的日军以为是整个阵地崩溃了，慌忙派了一个大队来增援。刘团长带的两个营，其中一个已迂回到敌人援兵的后面，前后夹击，把新上来的那个大队也打垮了。“那个英国兵本来都很软弱的，忽然他们力气来了，抱起那个中国兵向天上抛。”王楚英记得，英军第一师师长跑上山头，找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孙立人，抱住他就哭，把孙立人的衣服都弄潮了。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以少胜多轰动了世界。我军参战合计不过1121人，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近万人日军部队，在王楚英看来，只有善谋善断的孙立人将军才能够作出这种以寡击众非凡决断。

不过，孙立人没想到的是，当他正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再一次发起进攻的时候，英军却突然不告而退，史迪威也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平满纳会战”，改为筹划曼德勒会战。这样一来，新三十八师就深陷敌后，只能够担任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中国远征军丧失了有利战机，随之而来的，是盟军的全线崩溃和数万远征军将士葬身异域。

密林中蚂蟥吸干战士们的血

美、英、中三方各有各的想法，战略意图混乱。史迪威寄予厚望的曼德勒会战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已经宣告破产。中国远征军被迫撤退。

5月1日，第五军杜聿明决定突围回国，直奔云南。然而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道路已被日军切断。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杜聿明无计可施，下令远征军部队各寻生路。他自己率领一万三千人的部队，闯入被当地人称为“绝地”的野人山，希望能绕路回国。

当时，有1500名伤兵实在无法随军长途跋涉，从大局着想，他们留在了莫的村堪迪佛塔旁的医疗站。但也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慨然于5月21日凌晨集体引火自焚，含恨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