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东北和善本团聚了

四川解放前夕，聂约翰和另外一名同志在一天晚上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暴露，必须尽快撤离，问我有没有衣服给他们换一换？我马上和女儿把去世多年的孩子外公的衣服拿出来。聂约翰又向我要些钱路上用。但是，当天晚上我已经结完账，柜上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把孩子们存的压岁钱交给他们，并摘下自己的金手镯和金项圈，让他们在路上卖了作路费。家里人则告诉他们:“你们不能走水路，码头有敌人。后山和秦岭连着，你们只要翻过后山就可以进入陕西解放区。”(后来聂约翰见到善本，提起此事，执意要把钱还给他。善本却对他说:“不要还了。要是都要还的话，党为了营救我的家人花了那么多钱，我可怎么还呢？”)聂约翰又再三嘱咐我:“敌人要搞大屠杀，他们的名单中有你，你们也赶快躲起来。”随后和另一位同志转移了。得到消息，我马上通知“联保”的十家一起逃走。我们趁大清早没人看见的时候动身。十家人不能一起走，那样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各自行动，往山里去。我和母亲、孩子们想先躲到佃户家里去。但到了那里后，发现国民党兵正在抢粮、抓壮丁，就又逃入后山竹林里躲避。我们还是觉得目标大，于是分开:孩子姨夫带着家人躲到附近山洞里，我带着孩子和一名保姆继续前行。途中孩子累得不行了，小腿都磨得红红的。我就鼓励他们说:“再忍一忍，你看前边有人家了，咱们到那里去，就有饭吃了。”到了人家，我们央求他们给做了一顿饭，吃了一顿猪油炒榨菜叶子和粗面挂面，但孩子们觉得非常香。

解放军的攻势势如破竹，没几天，二野部队解放了丰都城，通知逃难的百姓都回家。我带着两个女儿到县政府去，军管会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拿出敌人的档案，当着我的面将其焚毁，说:“你们自由了，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以前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国统区和解放区恢复了一段通信。善本记得我家四川的地址，给我写过一封信，还寄了优待券，可以在解放区免费坐轮船、火车。但信到的时候我已经逃离家中，所以没收到。丰都解放后，可以自由通信，我终于知道善本在东北，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准备北上，去和善本团聚。但想东北当地特别冷，就和家人给孩子们织毛线帽子，做棉大衣。我们先坐小火轮到重庆。当时虽然已经解放，但残匪还没有肃清。火轮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保卫。我们的船沿途和土匪激战了几次，我们船后边的另一艘船，由于被敌人放了定时炸弹，爆炸了，但我们这只船还算幸运。可是当时流行麻疹，我得过麻疹，因此临行前抽了自己的血当作抗体给孩子们打上，但二女儿在途中还是被传染了。到了武汉，我们换乘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我去找空军航空局的同志联系。他们都见过或听说过善本，对我十分热情，没要钱就把去哈尔滨的火车票给了我们。

在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秉璋的帮助下，我和孩子们登上了北京开往哈尔滨的旅客列车。火车出了山海关，我们母女碰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他问我大女儿去干什么。兰平说去找爸爸，并说爸爸也是解放军。那名战士问:你爸爸叫什么？兰平说叫刘善本。这位战士一听，马上报告了他的首长。他的首长是薛少卿，碰巧去长春，他和善本都在空军。他来见了我们，高兴地说:“老刘知道你们来吗？”我回答说在北京给他发了电报。薛少卿说:“现在地方的电报还没有完全整顿好，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见我着急起来，他马上说:“这样吧，我到了长春后赶紧给老刘打电报，让他去接你们。”说着请我们一家到餐车吃了饭。

老薛的电报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天早晨6点，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时，善本带着警卫员来接我们母女。分别四年的我们终于重新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