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回到四川老家

国共和谈破裂后，我党同志准备撤离。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前夕还挂念着我们，派人来对我说:“我们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如让孩子的奶奶和叔叔们先回山东老家。由于敌人严格限制我们的人数，来的时候几个人，走的时候还得是几个人。但是，一个孩子恐怕问题不大。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儿交给我们，我们把她带回延安，交给你丈夫。”可是兰平说什么也不离开我身边，这件事就此作罢。地下党的同志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劝我带着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当时我们能离开上海，除了地下党同志们的帮助外，乌钺也起了很大作用。乌钺是满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学。善本起义后他对大家说“太平(同僚因为刘善本从来不出事故，给他起的外号)一家老小过得不容易，大家帮一把，凑一凑钱吧。”此后他经常发动八大队的同僚给我们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黄丽蓉，是我的中学同学，而黄丽蓉的父亲是黄杰。利用这层关系，乌钺出面请汤恩伯吃饭，对他说:“她一个家庭妇女，什么都不知道，再说事情已经过去半年了，让他们走了算了。”汤恩伯应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后，我开始准备。为了筹集路费，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幸而家里还有不少善本带回来的镀金餐具、席梦思床等美国货，很快被人买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经常来借穿。他打来电话说:如果愿意卖的话，出价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卖给了他。善本从美国带回来三个照相机，最好的一个带去延安，家里还留着两个，为了凑路费，都卖了。

送善本的母亲她们回山东老家后，我们母女的路费又成了问题。我们当时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质量、地理位置都不错，正好当时八大队有飞行员两家合住一栋房子，但两家人经常闹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来。善本的一位朋友对那家人说:“房子是现成的，你要是给她们买张回四川的飞机票，你就可以住她们的房子。”那家人一听，马上买了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儿童票交给我们。当时我的二女儿才3个月大，不用买票。

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到了

我们离开上海，一路被特务“押送”，到达重庆后，先去警备司令部“报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赶来接我，我和女儿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间旅店是我父亲生前做生意时常住的。但是，过不多久，店主就对孩子的姥姥说:“周老夫人，周老爷子是我的老主顾，但实在没办法，上边说您几位得马上走。”于是我们只好从重庆坐船回到丰都老家。下了船，马上有人过来说:“先到县政府去报到。”到了县政府，我和女儿就被软禁起来。为了让我和女儿回家，孩子的大姨夫(当地的名医)借给“县太爷”看病的机会乘机疏通。“县太爷”说:要想让我母女回家，必须亲戚十家人联保，除此之外，还要“出一大笔钱”。孩子大姨夫回家后马上召集亲朋好友“出保”，当然那笔钱是不能少的。这样，我得以带着女儿们回到家中。

回来后，我在孩子大姨夫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并定期接受当地国民党政府的“调查”:看看我的“表现如何”？一家人有没有逃走？一天，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四十七军的人看上了孩子大姨夫的医院，来了一帮人，想要强占。家人据理力争说:“你们打不过共产党，就会欺负老百姓！”但四十七军的人威胁说:“你们说这种话就是通共。”正在他们要动武的时候，突然进来了一位熟人。他名叫聂约翰，原来在八大队搞机械，在兰州就和我们认识，当时他是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聂约翰对着那帮人说:“走走走，这里是医院，将来大伙儿看个病什么的方便。到别的地方去。”说着将那帮人赶走了。

聂约翰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以后他经常来医院“拉拉家常”，或是“看病”，实际上是告诉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和善本的消息。他告诉我去听解放区的广播。我去了自己的母校适存学女子中学，学校是我父亲生前主要投资兴建的，通讯设备先进，师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延安。在广播里，我得知善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作为解放军总部代表在会上发言，记得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心里一直就是觉得感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学校里，我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激动得不得了，觉得和善本团聚的日子就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