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练兵得以顺利进行，1902年6月，袁世凯在保定成立军政司，作为“军务总汇之所，以立其体而握其枢”。他自兼督办，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分别由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这一机构不仅是1903年末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而且是1904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袁世凯奏议》，第537页。）

与此同时，袁派人参照中外现行成法，制定北洋练兵营制饷章，拟仿效外国兵制，将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又3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民。遇有战事，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由此可见，常备军实际上是现役部队，而继备、后备军为预备役部队，这种将军队改造成多层次多梯队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常备军实行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000余人（《袁世凯奏议》，第510-512页）。该编制取法德国、日本军队，与现代军队的组织方式基本相似。

募练新兵章程和北洋练兵营制饷章出台后，袁世凯以新选募的6000名壮丁为基础，编练“北洋常备军”第一镇，随后又相继编成第二、三、四、五镇和京旗常备军5个镇，形成北洋常备新军6镇。与袁世凯的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各省的督抚对朝廷的练兵政策大多阳奉阴违。于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练兵处，督练全国新军。练兵处的总办为奕劻，袁世凯任会办，铁良为襄办。奕劻贪婪昏庸，已为袁世凯所收买，铁良虽忌恨袁世凯，但实力不济，难以与袁氏抗衡。这样，练兵处的实权就落在袁世凯手中。

他推荐幕僚徐世昌为总提调；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将练兵处的要职全部交付其幕僚担任。由于清廷“以练兵为急务，并殷殷以整齐画一相责问”（沈桐生辑:《光绪政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第1994页），袁世凯及其幕僚遂决定将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于是拟定《陆军新订营制章程》，就陆军的营制、饷章、训练、装备等都作了统一的规定。这就改变了先前全国军队各自为政，混乱无序的状态，使之统一化和正规化。

当时的西方外交官就高度赞扬说:“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军备整顿曾使‘中国获得了外国观察家的赞美，因为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905年2月，袁世凯又率先将北洋常备军各镇改为陆军各镇，共6镇75225人。其中除两镇是他根据陆军军制改编以前在小站、山东所练过的新军外，其余四镇都是新练兵。应该说这个成绩还是颇为显著的。练兵处曾有“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的计划，但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总共仅编练陆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2个协，总兵数19万人（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而其中最具规模、最训练有素的北洋6镇就是袁世凯编练的。可见，北洋陆军构成了全国陆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北洋各镇最高长官除凤山外，都是袁氏幕僚。当时就有人对他兵权太重表示担心:“今宫廷之前皆列该督练军，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提醒清廷要警惕他的“司马氏之心”。（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其势力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袁世凯编练新军得到了其幕僚的鼎力相助。从小站到北洋，其幕僚一直跟随左右，订立军制，训练士兵，培养将才，不遗余力地为其练兵揽权。应该说他在西法练军和中国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很大一部分须归功于其幕僚。

◎李志茗，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南方都市报）(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