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残忍皇帝，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吏更是不甘落后，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当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当庭审官被激怒，不想让你活时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那时犯人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

明朝到此可以说是开了历朝的先例，但还没有登峰造极。到了宪宗朱见深时期，由于“土木之变”，自己的太子位子几乎不保，只有在父亲英宗策动政变，自己才从新当上太子，并继承了皇位。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在朱见深脑海里产生了阴影，使他感到难以把握复杂的政治局势，报复心徒增，那只好继承祖宗的传统，还是要加强特务专制。于是在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建立一套特务系统。为了区别于东厂，简称叫西厂。三套系统性质相同，任务一致，但西厂的权力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而且人数也比东厂多一倍，这就将明朝的恐怖统治推向新的高峰。

从封建王朝历史上看，明朝是特务组织最恐怖的一个王朝，而他的由来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统一的中国，对反抗的城市经常采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开始学习前朝，遵行“汉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图缓解政局的矛盾。但是当时投降的汉臣皆精于儒术而不熟悉法术，崇尚人治而不喜欢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时产生较大的困难。他们只好上学汉唐，下学金朝，照葫芦画瓢，从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观的条律，制订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则性的。虽然这些新法律有利于国家建设，但因为过于简略，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基层，下层官员由于贪污受贿等原因，往往还是用原来的暴力来解决存在的矛盾。

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元朝原来制定的有“南北差异”的法律，蒙古人和汉人在法律制定上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汉族人同蒙古族斗殴，汉人打死蒙古人要处死，而汉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军出征，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两层皮，表面的法律和实际的暴力，加上元朝统治只有八十年，时间过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这直接导致了汉族在基层以各种方式酝酿反抗，政治谣言、私下串联比比皆是。蒙古贵族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规定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这样民族反抗的决心越大，民间的隐蔽议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义就没有断过。

朱元璋是以布衣起家，他对民间的活动了如指掌，知道民间力量的强大，并且朱元璋就是以此兴业的，所以投鼠忌器，很害怕在他执政时期也由于民间的反抗而翻船。

在朱元璋自身的经历中，在郭子兴军中由于多次险遭暗害，使朱元璋的警惕性和疑心，随着权力成正比增加。

而他的布衣出身，证实了古来“将相宁有种乎？”的正确性。自己是从平民爬到皇位，那别人在理论上也有机遇爬到自己的位子，出身的自卑、担心朝臣的出卖、危险的无处不在以及皇权的巨大诱惑，这一切使朱元璋从消极的一面接受了元朝的教训，不择手段的残酷镇压可能的任何反叛力量。

明朝建立以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开始时沿袭元朝旧制，中央设置中书省，左右丞相。但朱元璋由于接受消极教训，感到元制的中书省权力过大，洪武九年废中书省，设立分置的布政司，执行权还归布政司，而决策权收归朱元璋。在政治上继续集权的同时，朱元璋军事上开始分权，改原来的一个大都督府为后来的五个大都督府，军队分而治之而形不成反抗力量。同时建立一套特务机构，直接归朱元璋统辖，在军政两套系统之外又建立了第三套监视机构，使军、政、特相互监视，相互制约，欲至天下人于股掌之中。

治天下者，行大道，视天下者如父母，天下者必为其树碑立传。治天下者，行苟且之事，视天下者如草芥，必为天下者所唾弃，虽建有苏三监狱之类的用具，终不免灰飞烟灭，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