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耕种面积越来越减少，粮食产量越来越下降，收购越来越困难，到了1929年，连莫斯科的面包都出现了断供的情况。面对这种局面，苏联领导人认为到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的时候了，而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就是集体化，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用他们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以广大农民集体的力量对付富农阶级。
这样的集体化成就本来并不是很显著，大致只有4%%左右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斯大林却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更加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集体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下令在当年的秋天，全面实现集体化。在1930年的1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斯大林授意起草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全面完成集体化。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都对集体化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各地在接到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任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制性的手段。许多地方还提出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的口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的农民纷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将各自的牛、羊、猪，甚至家禽都杀光，这算是比较温和的反抗，更有些地方的农民被迫重新拿起了武器。一时间，农村的形势非常紧张。
农民的反抗大大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于是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平息农民的愤怒，在1930年的3月2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将各地忠实地执行，也有部分是过度地执行他的集体化指令的人臭骂了一通，这大概是他的一贯伎俩，功劳是自己的，过失就得全部由别人承担。紧张的局势才得以缓解。
紧接着，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对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再次强调自愿集体化的原则，还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于是各地农民纷纷退出，到了1930年7月，还留在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1000多万户下降到不足600万户。但经过这一顿折腾，苏联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畜牧生产大幅下降，为后来的饥荒埋下了伏笔。如果将1928年的农业总产值作为100计算，1929年~1933年的依次为:98、94、 92、86、81.5。
斯大林虽然在表面上有所退让，但并没有实际放松集体化的进程。集体化的进程虽然有所转折，但最终仍然按斯大林的意愿全面地完成了。
早在集体化进程加速之前，另一起更为罪恶的行动就开始了，那就是消灭富农行动。温和一点的地区，只是没收的富农的财产，强硬一点的地区将富农强行迁出，迁到边远的如西伯利亚一类的地区，更有残酷的将他们杀戮，被强迫迁移的富农及他们的家人，很多都在完全陌生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悲惨地死去。
随着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非农业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对集体农庄的征购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为了保证城市物价的稳定，斯大林不肯给收购价格那怕稍稍一点的上升空间，其实，当时的收购价与零售价已经相差很大，1933年的小麦收购价每公斤不到0.1卢布，而面粉的粮票价已经高达每公斤0.6卢布，而高价面粉的价格竞然是每公斤4卢布，可见完全可以适当地提高收购价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但斯大林没有这样做。
由于过低的收购价激起部分集体农庄抵制收购，但马上得到了强硬的镇压，抵制收购的农民被判罪入狱，甚至被判极刑。苏维埃将农民的备荒粮都抢走了。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出口，即使是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粮食出口都没有停止。强行的征购完全摧毁了农民的防荒能力，整个苏联的农村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一旦天有不测风云，饥荒立即就会降临。
1932年，在连年的丰年之后，终于轮到农业欠收了，1932年~1933年的冬天，严寒夹带着饥饿，横扫着苏联大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因饥饿死亡，没有人得到国家的救济，更没有人得到国际社会的援救，因为国际社会根本就不知道在苏联发生的饥荒，当时的欧洲人正安祥地吃着从苏联进口的粮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是用苏联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因为消息被严密的封锁，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对饥荒均矢口否认，而当时有幸访问苏联的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也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我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我旅行期间比任何时候都好。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也在 1933年，就是饥荒最严重时的一篇报道中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不久，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写道:“有关乌克兰饥荒的报道实际上被夸大了，是对苏联的恶意宣传。”这个杜兰蒂正是由于一系列关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的报道而获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新闻奖，更因1929年对斯大林的独家访问而声名大噪，而他却在私下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承认:“ 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据新华社、《大连日报》宋宗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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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宗利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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