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北京，法国使馆代办等与中国绅士及在华传教士合影，在不同的时代，斗争与和平共处也交替着。资料图片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