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闭门旅拒，攻之辄拔；速者功在漏刻，迟不过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这是邵长蘅为江阴守城战勾勒的一幅相当冷峻亦相当低调的背景图。大局的糜烂，已经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种望风而降的景观，恐怕只有借用历史上一个巴蜀女人的两句诗才能形容: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川人嗜辣，诗也辣得呛人，这个女人也是在亡国之后发出如此诅骂的。是的，腐朽的南明小朝廷已经没有一点雄性的阳刚之气了。

但史可法呢？这个鼎鼎大名的“忠烈公”，难道还不算奇男子、伟丈夫?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史忠烈公。

就在江阴守城战爆发两个多月前，史可法以大学士领兵部尚书衔督师扬州，与清军铁骑只周旋了数日便土崩瓦解。史可法固然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10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给史可法立传的全祖望比邵长蘅的名气可要大得多，这位在清乾隆年间因文字狱治罪幸而免死的大学者也确实是文章高手。“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即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梅花岭记》一开始，作者就把文势张扬得疾风骤雨一般，让史可法在危如累卵的情势中凛然登场。

“势不可为”是客观现实。正如后来“史公墓”前抱柱楹联的上联所述:“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当时福王朱由崧昏聩荒淫，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上上下下都在肆意作践着风雨飘摇的南明江山。骁勇强悍的八旗大军挟带着大漠雄风，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扬州城下，而南明的各镇兵马偏又不听史可法调遣。从军事上讲，孤城扬州很难有所作为。

史可法登场了。他的第一个亮相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部署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当即认其为义子。之后他又上书福王表明自己“与城为殉”的心迹，并当众再三朗读奏章，涕泪满面，部将无不为之动容。最后他遗言母亲与妻子:“吾死，当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或其不能，则梅花岭可也。”

这就是说，仗还没有打，史可法就先想着怎么死，如何全节。这如果是作为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的手段，本也无可非议，中国战争史上诸如破釜沉舟或抬着棺材上阵的先例都是很有光彩的，但史可法给人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庄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当年隋炀帝在扬州揽镜自叹:“好头颈谁当斫之!”那是末日暴君的悲哀。而史可法是统率10万大军的督师辅臣，不管怎么说，10万人手里拿的并非烧火棍，即便是“势不可为”，也要拼个鱼死网破。说一句大白话:打不过，也要吓他一跳。再说一句大白话: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