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着重点还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他只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过了几个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这时候中央有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它的成员有胡乔木、周扬，也有我。这个座谈会的宗旨是纠正思想战线领导涣散和软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桦的作品《苦恋》拍成电影《太阳与人》上演引起了非议。但是这个会要解决的不仅是文艺界的问题，还有理论界的问题。理论界的问题是什么呢？胡乔木举不出来。会议分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三个分组，理论界的小组就由我和孙冶方作为召集人（冯兰瑞也是理论界小组成员之一）。我们组不承认理论界有什么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而胡乔木说的“许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都出自社会科学院”的话，我们这个组的同志都认为是院长造的本院的谣，大家都不承认。而且在会上大家反对不指名道姓批评这种或那种所谓错误观点的做法。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了。

在这个会闭幕的那一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编入了在胡乔木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这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胡乔木却不顾事实，并又把矛头指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他这次讲话时我应该在场，冯兰瑞也在场。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这样背，他当时如果说了这样一篇话，我会立即作出反应，会去批评他。冯兰瑞当时也没有听见他的这篇话，她的笔记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此很可能是胡乔木以后改上去的。这段话我直到1998年才发现。1981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写进党中央文献之中。

1982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乔木主持，在他为胡耀邦报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特别使用了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句子。我一看就明白他是针对苏、冯的《阶段》一文的观点写的。我还是想在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中写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不想跟他在起草组内又冲突起来。我决定在胡耀邦亲自参加定稿时提出。那一天在读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时，我提出要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这话写在什么地方，基本上编好了句子。我刚把话讲完，胡耀邦立刻表示应该写，当时就作了决断。胡乔木也就没有再吭声。我建议在报告稿写进的这段话开头一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下面还有一段是想对这话作一点发挥的，不过胡乔木还是用“但是”这个转折词又转上了他的观点。然而这次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尽管”两个字还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一句陪衬的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