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朱佳木（胡乔木的秘书）向冯兰瑞转达胡乔木的话，要她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冯兰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冯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歉。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很凶的。李昌答复他两点:①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②你说马列说的不对，实行不了，怎么说才对，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冯兰瑞的抱歉。时间大致在当年9月。

8月25日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所汇报会上的讲话。在回答文学所提出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之后，胡乔木说:我顺便作一些自我批评，对苏冯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歉。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8月份《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苏、冯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据知，与此同时，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冯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

《经济研究》根据胡乔木指示，找了几位同志请他们写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绝。于是又打电话请苏、冯写与朱商榷的文章。苏、冯也婉拒了。

后来，不知道胡乔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势，重新回过头来要批苏、冯，并捏造了有一个“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学界讨论的历史的人——我也应该算做一个——写过不少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过这么一个讨论，可是他硬说有，并且把苏、冯的文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在首位。

接着胡乔木把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苏、冯的观点作为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不点名地写进这个历史决议中去。我也是参加这个决议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间看到决议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之后，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实在没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决议》中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