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曾经想:林总为什么从来都是正确的呢？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呢？我留心观察的结果，发现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林总是一个苦学深思的人，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是一个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人，是一个最善于向毛主席学习的人。

我见到林总少说也有几十次了，除了开会而外，我见到他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看见他在读书。他的屋子里堆满了书，他自己则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有一次，我有事情要请示林总，一进门，只见林总躺在一条板凳上，身子朝前伏着看书。原来他坐着看累了，故此改换一个姿势。林总的身体是很弱的，平型关大战时，他亲临前线指挥，负了重伤。但是多少年来，他不仅忘我地工作，而且一直顽强地坚持学习。据接近他的同志说，林总常常读书到深夜，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林总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他读的多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著作，他是“学以致用”的，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把别人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就难怪他的知识是那样渊博，他的见解是那样卓越了。

林总的作风很实际，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他总是尽最大可能了解敌人的情况，在重要战役和重要战斗中，常亲临前线，了解敌情，勘察阵地，和部队首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林总一贯重视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他是一个十分谦和的人，没有一点架子，他和部下谈话时，仔细倾听对方的意见，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谈话，有什么不对之处，他总是采取商榷的口吻指出来，然后，他有系统地从思想原则到具体方面对问题加以详尽、精辟的分析，直到你弄清楚为止。有一件小事使我铭感很深。按说他对我们较熟悉，但是每一次接见我以后，无论怎样忙，林总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外，我有时过意不去，劝他留步，他都是执意要送出来。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这是一般的客套吗？不，这充分说明林总待人的平等精神。林总的生活作风简朴得惊人，他自己的“点心”是炒黄豆，招待客人也是炒黄豆，有客在坐，饭菜也很平常。数年来，我见他总是穿着一套灰布军衣和那件粗呢子军衣。1958年我在昆明见到林总时，他也是穿着很普通的旧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钉。林总和士卒同甘共苦，以非凡的毅力艰苦工作，在战役进行的时候，他常常在指挥室彻夜不眠，很少休息、林总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宋朝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林总正是这样的人。

林总要求自己特别严格，还主要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和生活方面，使我感动最深的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1947年夏季攻势中，我们十纵队和其他纵队奉命攻克敌人一防守异常坚固的城市（四平），在战斗中，我们毙、伤、俘敌一万多人，后因敌人援军赶到，最后没有打下来。这次战役未打好的责任主要在前线指挥机关和纵队一级的指挥机关，主要是部署和战术上存在若干缺点:例如集中兵力、火力不够，阻击援兵不力等。在战后总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林总却把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他先后站起来三次，诚恳地检讨说:“这次这个城市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林总对自己要求得这样严格，使我们深为感动。我觉得直接指挥的责任不在林总而在我们，但他为了接受这些经验教训，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正是为了把对城市攻坚战术的钻研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林总重视这个问题，正是解决一系列攻坚战术问题的开始，预告了敌人走向崩溃的边沿。林总的这种榜样，使我和部队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的教育。我回部队传达以后，干部都纷纷主动地进行检查，勇于承担责任。之后，在部队干部中，自我批评成风，对战术的检讨和研究，真如雨后之花，遍地开花，人们的心情，都十分舒畅。自那以后，林总致力于攻坚战术的研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战术就逐步提出来了。最后，形成了一整套攻坚战术。上面说到的那个城市，仅在八个月以后，就被我军在二十三小时内一举攻克了，万余敌军无一漏网。此后，东北所有敌占大城市，都在林总的攻坚战术指导下逐个攻克了。

林总的非凡的天才，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全军上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愿意见到他，都愿意接近他。我们纵队干部，常常争着到总部去开会，都愿见到林总，因为到了总部，见了林总，就能够更多地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林总的一言一行，也都可以使自己学到许多新的宝贵的东西，去总部开会去见林总就是“取经”“取宝”。古人说:“三十而立。”在林总领导下的四年，正是我三十挂零的壮年时期，林总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在最基本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受到很大的教育，从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至今，他的这些教导，仍在我思想上，继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着四十年代那四年不寻常的日子。（作者为周赤萍中将，1960年7发表于《中国青年》，后来周赤萍到福州军区当政委，又在福州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