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四军发展到红一军团，再发展到红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期间，朱、毛红军尤为突出的贡献是，铸造了我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的军魂。这是我军“根基”的精髓所在，灵魂所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和不朽军魂。

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魂的铸造，起源于南昌，初铸于三湾，形成于古田，定型于延安。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日臻完备的历史过程。

南昌起源。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也是我军军魂的发源地。南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军魂的根基是军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何谈军魂的存在？而且，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受党中央之托，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起义部队的政治方向，成为起义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参加起义的军队，大都是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力量。起义军主要军事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都是坚决“听党指挥”的，这一点在非党人士、总指挥贺龙身上尤为突出。党的领导中枢中共前敌委员会不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暴动决策，确保南昌起义的如期实施，而且在起义胜利前后制定颁布了各种政纲、政策，阐释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工农的政治主张。以前委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南下广东浴血奋战的重要保证。南昌起义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倾向、“听党指挥”的武装集团，这就为人民军队军魂的铸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南昌起义主力潮汕失败后，朱德又毅然率部转战，经“赣南三整”整顿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的领导，最后挺进井冈山，实现朱毛会师，踏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三湾初铸。毛泽东在引兵井冈后，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体制上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的军魂由此得以明确。正如亲自参加改编的赖毅将军在《三湾改编前后》中所说:“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由于支部设在连上，支部就真正形成了连里的核心和堡垒。”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军魂初铸的标志。

古田形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党内经历了一场有关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纷争，一度产生过“分权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毛泽东还在“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鼎力支持及其“九月来信”的影响下，毛泽东回到前委领导岗位，重掌军中“帅印”，并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明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我军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的军魂框架由此正式形成。

延安定型。长征途中，当红一、红四方面军达维会师后，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马（时朱毛中央红军仅一万余人），兵强马壮，拥兵自重，屡屡向中央伸手要权，甚至以武力要挟，另立中央，与朱毛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的错误做法，对“党指挥枪”提出严峻挑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枪指挥党”的错误，在1938年11月6日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断，正确处理了个人兵权与党领导军队的关系，使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至今相传不变。

从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汀州整编（成立红一军团）——永和会师（成立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三军大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在“党指挥枪”军魂原则指引下，走过了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和锤炼，终于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